起源于从1923年2月份发起的那场“科学和玄学”的大论战。

那场大论战讨论到最后变成了谁才能救中国？

是靠东方哲学，还是靠西方科学，还是靠唯物论？各方都认为自己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陈独绣是唯物主义者，所以对泰戈尔推崇的东方哲学尤为不满，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学评论了，而是牵扯到了其他方面。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少得了郭沫偌。

郭沫偌炮轰道：“一切甚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无原则的非暴力的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的毒物。”

但他在1916年读到泰戈尔诗作的时候，还不是这种态度。

郭沫偌读了《吉檀迦利》等诗歌，说：“我真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样。”

这些人由粉转黑，都和文学无关，而是和他们个人的主张有关。

泰戈尔还没有来，中国的文化界已经乱成一锅粥。

当然，中国的文化界就没有安静的时候，总是在论战之中，林子轩已经习以为常了。

这次的论战分为保泰派，批泰派和中立派。

梁启朝和徐至摩以及商务印书馆的一批人是坚定的保泰派，陈独绣、瞿秋百和郭沫偌则是批泰派，胡拾和鲁讯暂时是中立派。

他们都有自己的倾向和主张，代表着各自的阶级。

可以说，在这场论战中泰戈尔是无辜的，还有林子轩，他其实没什么倾向。

然而，不少人都把林子轩当成支持泰戈尔的一派，在文章中不免攻击林子轩。

林子轩写了篇文章《让文学归于文学，让主义归于主义》，呼吁他们冷静下来，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待泰戈尔，不要掺杂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只是这篇文章并没有受到重视，反而受到了抨击。

因为在现在的中国没有纯粹的文学，文学都是为了背后的阶级服务的，那些人不谈文学，只谈主义，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林子轩感觉和后世网络上的骂战一样，不讲道理，只看立场。

如果泰戈尔和他们的主张一样，他们绝对会对其顶礼膜拜，现在泰戈尔和他们的主张不一样，就完全否定泰戈尔的一切。

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了，这就是这个时代中国的文学界和思想界。

想明白之后，林子轩释然了。

他不再理会这场论战，就像后世在网络上你永远说服不了一个立场坚定的人，他会一遍遍的宣传自己的立场，除了口水战，没什么意义。

他把精力转向了电影市场，明星电影公司准备了多部影片，既有有声电影，也有默片。

林子轩提出了贺岁片的概念，这一次，他推出了一部赌片。

在后世香港的电视剧中，有不少民国时期的赌片，比如《千王群英会》和《千王之王》。

上海滩，十里洋场，赌风盛行，赌片中高超的赌技一定能吸引观众。

这又将是一部卖座的电影，而且可以作为系列一直拍摄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