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4月27日，林子轩前去拜访鲁讯。

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这天是周日，鲁讯在教育部任职，每周只有一天休息。

这种七天休息一天的制度是从西方传入的，在中国古代官员一般十天休息一天。

1882年，福州船政学堂实行星期天放假，目的是为了照顾洋教习的生活习惯。

1906年，清政府中央各部已相继实行星期日公休制度，到了1911年，七天一休已经成为了政府部门的惯例。

林子轩给鲁讯带了一点上海特产，不值什么钱，主要是个心意。

他本来想把自己写的书送给鲁讯的，后来想想，还是算了。

一来有显摆的嫌疑，二来这些书是他抄的，没必要拿到真正的文学家面前，在西方社会刷刷存在感就足够了。

鲁讯是浙江绍兴人，说起来大家都是南方人，在生活习惯上差别不大。

说实话，或许是因为后世的影响，在林子轩心目中鲁讯就是那种逮谁骂谁的斗士形象，前来拜访的时候他心里颇为忐忑。

在民国时期的文坛，没被鲁讯骂过的文人屈指可数。

郭沫偌说过一句话：“当然，鲁讯除了自己，什么人不骂。”

鲁讯和胡拾不同，胡拾给人的感觉是较为谦和的人，就算对你有意见，也会放在心里，只有极为气愤的时候才会出言指责，而这种情况非常少见。

此时鲁讯已经四十三岁了，和后世照片上的形象基本吻合。

林子轩是以学生的身份前来拜访，在后世他学过鲁讯的文章，说是学生并不为过，这也是基本的礼仪。

鲁讯在书房和林子轩聊了将近一个小时，大多数话题都是围绕新文学展开。

他对上海文坛的现状较为感兴趣，批评了一下鸳鸯蝴蝶派的旧文学，希望林子轩能多写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文学作品。

他对胡拾提倡的“整理国故”持有保留意见。

最后才谈论起这次新文学丛书的事情，鲁讯显得有些顾虑。

他觉得新文学才刚刚发展，不很成熟，现在就拿到国外给人看，恐怕是不能起到很好的介绍中国的作用。

“你懂得西方文学，都是经过上百年的发展，新文学才几年的时间，在内容和形式上还在摸索，稚嫩的很，贸然拿出去，反而给人看轻。”鲁讯如此说道。

林子轩则认为文化交流是相互的。

在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同时，也要让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学无疑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可以让西方社会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

两人没有谈论泰戈尔的事情，回避了这个在北平被人议论的热点话题。

因为在这一天，泰戈尔在傅义的英文老师英国人庄时敦的引荐下去了故宫，和清王朝废帝傅义见面，并游览了御花园。

这无疑给陈独绣找到了攻击的新理由。

他在一篇《泰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的文章中说泰戈尔到北京“未曾说过一句正经话”，只是和清帝溥义、法源寺的和尚、佛界女青年及梅兰方这类人周旋了一阵……

“他是一个什么东西！”

还说“泰戈尔在北京乱吠了一阵，其实他那伟大的东方精神，比起北京社会还是小巫见大巫……”

其实，林子轩也想进故宫看一看，抱着好奇的心态了解一下皇帝是怎么生活的。

在后世，故宫是北京游客最多的地方，和八达岭长城有得一拼，主要原因就是人们对于皇宫生活的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