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上流社会构成较为复杂。

1843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正式开埠。

以租界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滋育了一批富裕的华人阶层。

从江苏、浙江和其他省份来上海冒险的商人和实业家在经过一番拼搏后成为显赫的人物。

退任的清廷官员携带着在任上搜刮到的财富来到上海过着优裕的寓公生活。

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商业精英们在这座城市创造一个个财富神话。

追求西方社会生活的学者和文人造就了上海文化界的繁荣。

所有这些人物构成了上海社会的地方精英。

他们与官方保持着友好关系，并在官方力所不及的公共领域建立了善堂、会馆、医院、学校、公所、学会、商团等组织。

这些组织由地方精英控制，并按照他们制定的规则运行。

慈善机构在上海社会十分普遍，地方士绅在这些机构中十分活跃。

会馆是外省移民上海人士分省或地区创立的机构，一个会馆便代表了一个籍贯。

除了依据籍贯建立组织外，还有行业性组织，叫做行会。

商会是一个传统和现代交接转换的组织，行业会馆和公所是它的前身。

商会是上海规模最大的组织，几乎每一个在商业领域有业绩的人都是它的会员。

由此可知，上海总商会在上海社会生活中起到的巨大作用。

以上这些组织就是上海这座商业城市的脉络，只要搞清楚了这些纷繁复杂的关系，就了解了上海的上流社会，也就知道了这座城市的运行法则。

在上海内部虽然有很多小团体，比如浙江商团和江苏商团等等，互相之间竞争激烈。

但在面对外部压力的时候，他们会以上海人这个整体出现，代表着上海这座城市。

他们有着作为上海人的自豪感和归属感。

外地到上海旅游的人认同于上海人，也就是认同于上海繁荣的经济、发达的文明和开风气之先的意识。

上海的这些优势让上海的地方自治具有典型性和可操作性。

地方自治这个思想从西方传入，西方国家普遍实行地方自治。

西方地方自治的思想认为，虽然从层级上而言，国家的权力凌驾于地方自治权力之上，但是国家权力的行使也应当以国民个人权利的最大化实现为目标。

也就是说以保障国民的权利为主。

中国古代同样有自治制度，叫做乡里空间，但和西方的自治制度有本质的区别。

西方的地方自治和国家是对等的关系，中国的地方自治是自觉地贯彻朝廷的意志与决断。

林子轩对此比较有兴趣，因为一旦上海实行了地方自治，那么在上海颇有影响力的商业团体就具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商人的地位会大幅提升。

林家作为上海纺织行会的龙头企业，在上海总商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他参加了几次地方自治协进会的会议，觉得这些人的想法不错，但在中国这个军阀当道的大环境下想要真正实行起来较为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