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向北，林子轩在奉天转车，前往苏俄。

进入东北的地界，他发觉时常能看到日本人，此时日本已经开始在东北实施大规模的移民计划了，这是日本入侵中国的开端。

和上海租界不同，前往上海的日本人大多是商人，以建厂经商为主。

在东北的日本人更多的是军人和普通百姓，日本想把东北三省作为军事基地，为此支持张座霖使东北三省独立。

一旦发现张座霖不听话，就在铁路上放炸药把张座霖炸死。

这就是作为棋子的悲哀。

林子轩想到以后东北的局势，心情沉重，等到进入蒙古境内，才算好一些。

他觉得自己不能老是带着历史的眼光看待这个时代，那样会陷入无休止的苦闷之中，还是要活在当下，积极的去做改变。

当火车驶进蒙古的时候，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一个院子里，几名女学生正在谈话。

她们相约明天要穿厚一点的衣服，可能会挨打，穿厚了可以顶枪棍，水龙头浇。

这几名女学生都是学生会的骨干，其中就有许广评。

第二日，许广评没有直接参与游行，而是把手头抄完的《小说旧闻钞》送到鲁讯的住处。

她放下手稿，准备前去和同学集合，鲁讯拦住不让她去请愿，而是留下来抄写稿子。

到了十点多的时候，有人来报讯，说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命令军警关起两扇铁门拿机关枪向群众扫射，死伤多少还不知道。

许广评跑回学校，发现她的同学被枪打死了。

这就是三月十八日，也是鲁讯所说的“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这次政府对于学生的屠杀引起舆论的强烈谴责，鲁讯更是写了文章抨击政府的暴行。

大多数人都在谴责段祺睿政府，也有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那些鼓动学生游行示威的师长或者前辈们是不是也要负有责任。

这人叫做陈原，他在3月27日的《现代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闲话》。

在文章里提出希望在法庭上通过法律手段来获得公正。

“这次惨案的主谋是谁，下令的是谁，行凶的是谁，他们都负有杀人的罪，一个都不能轻轻放过。我们希望即日成立特别法庭，彻底调查案情，严正地执行各罪犯应得的惩罚。”

这本来没有什么，但他在文章的最后提到了谁该为学生的死负责的问题。

段祺睿政府自然有罪，那么鼓动者呢？

他举例说女师大有位叫做杨得群的女士，来自湖南，家境不好。

杨女士在师范学校毕业后，教了六七年书，节衣减食，省下了一千多块钱，到北平求学。

三月十八日，她的学校出了一张布告，停课一日，叫学生都去请愿。

杨女士还是不大愿意去，半路又回转，一个教职员勉强她去，她不得已去了。

政府的卫队一放枪，杨女士跟了大众就跑，忽见友人某女士受伤，不能行动，她回身去救护，也中弹而死。

一个好好来北平求学的女子就这样死掉了，谁该负责呢？

于是，陈原认为这样激烈的请愿抗议活动就不应该让女人和孩子参加，那些鼓动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