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胡拾在中国文化界的声望，这几封被披露出来的信件重新燃起了对苏联态度的争论。

中国文坛的论战都是一拨一拨来的。

徐至摩在《晨报》发起了“联俄仇俄”的大讨论，以火烧《晨报》报馆为结束。

林子轩写了在苏联的见闻《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争论了两个月也就过去了。

这有一个时效性的问题，即便是再著名的学者也不可能让一个话题持续的进行下去。

基本上都是开端、发展、高潮到尾声。

毕竟中国社会还有很多其他的舆论热点，读者也会出现阅读疲劳。

就好像后世的媒体不可能让一个人天天上头条，总要不断的变换新花样，给观众新鲜感。

如果胡拾同样批判苏联，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大家该说的都说了，没必要重复。

但这次胡拾竟然称赞苏联，认为苏联的革命是一次伟大的社会实验，还发出“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这样的感慨。

这就让人非常好奇了。

胡拾和徐至摩、以及林子轩一样，都是在美国留学，崇尚自由主义。

按理说，这三人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对待苏联的看法应该一致，没想到胡拾和另外两位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他们三人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的？真正的苏联是什么样子？

这是让读者感兴趣的地方。

胡拾的信件成为了不少人攻击林子轩的武器。

他们抨击林子轩对苏联抱有偏见，只说苏联糟糕的一面，而没有提到苏联的成就，苏联推翻了帝国主义，仅仅这一点就比中国强。

还有人认为林子轩是担心中国一旦走上苏联的道路，他就会成为被打倒的对象，所以才恶意歪曲事实，抹黑苏联。

他们痛斥一个资本家有什么资格批判苏联。

林子轩看了胡拾的信件，他觉得胡拾应该是被苏联人给糊弄了。

在莫斯科的三天时间能看到什么，看看胡拾去的地方，革命博物馆和监狱，这是苏联当局为前来苏联的外国人安排好的参观地点。

最为古怪的是，胡拾竟然通过看苏联教育方面的材料就认为苏联的教育不错。

他既没有到学校去实地考察，也没有和苏联教育界的人士接触，如此的武断，完全不像是一位严谨的学者，更像是在莫斯科陷入了精神亢奋之中。

胡拾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他的一生可以说就是一个不断被打脸的过程。

1922年，胡拾兴致勃勃的提出了“好政府主义”。

结果成立的“好人政府”成了军阀操控的工具，仅仅存在73天就宣告结束。

他还跑到皇宫里会见末代皇帝傅义，非常同情傅义的遭遇，为此写文章为傅义鸣不平。

后来傅义投靠日本人，成立伪满洲国。

1922年，在孙仲山和陈炯名的交锋中，胡拾批评孙仲山，称陈炯名的叛变为革命。

这件事让孙仲山耿耿于怀。

两年后，广州《国民日报》的编辑在编纂孙仲山文章的时候用了胡拾的话来解释，孙仲山亲自批文“着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此记者革出，以为改良本报之一事”。

由此可见，孙仲山对胡拾的怨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