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想要出版还需要一段时间，林子轩准备先出版一套苏俄丛书。

这套苏俄丛书以扎米亚京的小说为主，也包括其他俄国作家的作品，比如托尔斯泰和普希金等人的小说和诗歌。

较为全面的展现俄国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的文学作品，让中国读者更为深入的了解苏联。

其中主推的就是扎米亚京的《我们》，林子轩为《我们》的中文版写了序言。

他以为在中国有太多赞颂苏俄的报道，导致中国青年不能正确的认识苏联国内的真实状况，这套丛书的目的是要泼一盆冷水，让青年从狂热中清醒过来。

苏联并非是一个理想的国度。

他用高尔基作为例子。

由于高尔基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中国青年往往把高尔基作为苏联革命文学的代表，他们以为高尔基是苏联革命的坚定拥护者。

其实，那只是苏联的宣传而已。

高尔基的确拥护苏联革命，但在十月革命爆发后，他看到了革命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于是，他在《新生活报》上对十月革命中的暴力和非人道行径进行了鞭挞和批判。

“这是一场没有精神上的社会主义者、没有社会主义心理参与的俄国式的暴动，是小市民动物性的大释放，下一步它将会转向黑暗的君主制，那一天为时不远了。”

“布尔什维克断送了、淘空了、毁坏了祖国，把俄国作为一个疯狂的大试验场，把人民变成他们革命梦想的试验品。”

“你们谩骂吧，但我就是如此思考的，我从不想把自己的思想变成你们主义的附庸。”

这些发表在《新生活报》上的文章结集出版，叫做《不合时宜的思想》。

这本书在苏联被禁了70年，直到1988年才得以重新出版。

这就是十月革命之后的高尔基。

如果不是因为他在文坛的地位，以及和列宁的友谊，恐怕早就被驱逐出境了。

列宁对高尔基很爱护，每次莫斯科布置大逮捕行动时，列宁都会把高尔基打发到外地去，免得高尔基在莫斯科闹事，弄得大家不好收场。

1921年，不满意苏联的高尔基又一次离国出走，苏联对外宣称高尔基是到国外养病。

高尔基先在德国，后来长住意大利，这一住就是七年时间。

列宁去世后的1924年，高尔基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说:“我不回俄国，我觉得我在俄国扮演了四面树敌的角色。”

这可以说是高尔基人生的分水岭。

如果他在国外继续坚持他的维护正义、伸张人性、抗议强权的立场，仍不失为一位有良知的文学家，也就不会出现后来的悲剧。

正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莫斯科日记》中写的那样，高尔基性格上较为软弱。

高尔基在意大利过的并不好，由于曾经支持苏联革命，他处在被监视的状态，他的厨师就是意大利警察局派的人。

在这个时候，他开始转变立场，表达出想要回国的意愿。

高尔基在苏俄国内和国际文学界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连斯大林都承认无法估量高尔基在国际上的影响和作用。

斯大林需要高尔基来为自己增添政治砝码，双方一拍即合，达成了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