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酬赏事，刘廙出班奏道：“可从西域诸国例，封以王号。”是勋忙道：“不可。”他说了，西域诸国旧有王号，汉代也是那么封的，所以咱们不能去给他们挫一级，改封公侯，然而事实上——“吕奉先王于西域，统合各国，则车师、焉耆、鄯善等名为王，实非王也……”这些国家虽然户口不蕃，但地方广大，起码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一个中等郡，可是小小的倭地就有二十三国——“即大者如邪马台，亦不过大县耳，安可为王？爵不可轻颁，轻颁则贱。”

刘廙说那这样，可封邪马台女王为王，余者皆侯。然而是勋还是反对，说：“邪马台雄于筑紫（九州岛），俨然有并吞诸邦之心，若使王之，乃更跋扈，非中国之福也。若侯俱侯，不可有异。”

刘廙说偏远海岛上一个小蛮邦，就算把整个倭地都统一了，又能有多大力量，怎么就“非中国之福”了？“令公所言，廙不敢苟同也。”

是勋时为中书令，这个职位肇设于西汉武帝朝，原本以士大夫掌内廷事务，称尚书令，以宦官掌内廷事务，则称为中书令。汉元帝时中书令石显用事，权势竟在丞相之上。对于尚书令、中书令这种职务，因其权重，向来朝臣多尊称为“令君”——比方说著名的荀令君荀彧。可是当初荀彧虽然等同于汉相，就算在曹操集团中也位列第二，终究尚书令论品秩并不怎么高；如今的是勋可不同，那是名正言顺的首相啊，且又受封郡公，所以大家伙儿干脆就生造出一个新词儿来，尊称他为“令公”。

其实在原本的历史上，自魏文帝起，即以士人担任中书令，执掌机要，权势日重，逮南北朝时，竟成为朝臣中最清华贵重者，比方说谢安即在东晋为中书令。再如高允在北魏为中书令，文成帝拓拔濬竟不名之，而尊称为“令公”——也就是说二百多年以后才出现的这种称呼。唐代最有名的“令公”当然是郭子仪郭令公啦——不过这个时候多以尚书、中书两省次官同平章事为宰相，令则多授藩镇，其实不预政事。

到了晚唐以后，中书令越封越滥，简直成了武将专有的加衔，所以在民间传说中，就连杨业都被称为“杨老令公”了——其实他官止云州观察使、判代州而已，距离中书令还有十万八千里远。

故此在是勋的印象里，一提“令公”，多为武夫也，如今这称呼加在了自己身上，怎么听着怎么别扭啊……可是又不好禁绝，只能忍着……

当下刘廙说是令公你未免太小题大做、危言耸听了吧？是勋心说日本将来可能对中国造成的危害，我这会儿说出来，肯定没人信——“今二十三国来朝，异服之使，并列阶前，何其荣耀，可彰中华之盛也。若异日止二三国来朝，知者晓其兼并，不知者以为中国将衰，是以外邦贡使寡也，奈何？”

刘廙一皱眉头，说你这话虽然挺没溜的，但我喜欢……好吧，那就如你所言吧。于是诏拜二十三国倭王……倭地酋长皆为侯爵，各赐名号、金印。邪马台女王卑弥呼因此也做不成“亲魏倭王”，他的使者光得了一颗“亲魏侯”的印信回去。

倭使贡献方物甚多，但价值却不高，也就毛皮、倭锦、男女生口（奴隶）之类罢了，曹髦将贡物班赐群臣，奴隶则发皇家工坊劳作。崔琰帮他列了长长的一份赏赐品单出来，包括黄金、美玉、铜钱、铁刀、蜀锦、珍珠、铅丹，等等，足足四十多款，论价值不下贡品的百倍。可是度部尚书司马朗当场就给否了，说关东还在打仗呢，蜀地也没有彻底平定，我没这份儿计划外开销。公库动不得，那就动私库吧，然而又遭到门下监刘放的谏阻：“前陛下践极，赐群臣金帛，以国用未足，取诸内帑，今若重赐，乃将罄尽矣。”

曹髦一皱眉头，说我真就那么穷吗？是勋奏道：“所谓积土成山，积水为渊，今若重赐，后再有贡者，必从此例，是贫中国而富四夷也……”中国传统的朝贡制度，最终就酿成了这种恶果，导致到了明朝，要明确规定藩属的进贡次数——你要是年年过来，那我非破产不可呀。

“且蕞尔小邦，得金玉无所用，得绢帛不能织，唯炫其华彩而已。是中国之赏厚，而彼邦之德薄也。”

他说我跟秦朗仔细打问过了，倭地没有好铁，部队基本上还在使用铜兵，而且他们就连铜的冶炼技术也很落后，不能制镜——“胡不赐以镜、剑，既不劳中国，而又能得远人爱也。”日本列岛这时候，大概处于弥生时代晚期或者古坟时代早期，后世考古发掘出最常见的礼仪用品，就是从中国输入的铁剑和铜镜，甚至其中贵重者，还成为了日后大和王朝政权的象征——所谓“剑、镜、玺”（玺指本土勾玉）是也。

那么既然倭人喜欢这些玩意儿，咱就送他们这些玩意儿吧，比送黄金、白玉要惠而不费多啦。

曹髦准奏，即赐各倭使铜镜、铁制刀剑，以及价值千金的铅丹和铜钱——就这论时价都已经是贡品的将近十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