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大家坐定，再东西相对两揖。等当天结束前，击磬三下，东西相对一揖，再向圣像和四贤行礼，肃穆退出会场。

在琼林学派的学者中，孙鑨最反对虚谈，不仅批评王学，对程朱理学亦抨击甚厉。主张‘大抵不侈语精微，而笃实以为本。不虚谈高远，而践履以为程。’故而今日所讲的内容‘心性与事功之间是否相容’，也是紧扣自己的主旨。

之所以有这个讲题，是因为他敏锐的发现，琼林学派中的不少学者，都有些‘重实轻心’了。这固然是对心学和理学空谈心性的修正，然而却是矫枉过正了。

孙鑨提醒门众，空谈心性而忽略兵农工商等实用之学，固然会陷于空疏；但太突出实用性而缺少对心性的真切体认，亦会迷失人之为人的方向。因为心性之学本来就是探讨人的本质及如何立身处世的问题，它涉及到人的生存价值和终极意义的思考，如果忘记了如何为人，只会成为物欲的奴隶，最终毁灭这个世界。所以要始终不懈的反观内求，慎独、戒惧，以确立内在的‘道德自我’，促进自我的完善。

当然，若只以心性之学为能事，仅仅执着于对心性的悟解而不屑于做其他实际的事务，那么心性之学无疑将会变回一种‘无用之学’，所以，心性与事功之间应是‘合则两美，离则两伤’的。

孙鑨的讲学微言大义，深入浅出，逻辑严密，听者无不深以为然。待其讲毕，便有门众发问，先是就其论题提问。过了半个时辰，问题渐渐转移到一些众人关心的热点问题。

有滁州琅琊书院的山长问道：“去岁先生在《新知报》上发表文章，说设立学校，不仅是为了养士，更不是为了科举，而是’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学生请问，日后我们的书院，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此言是针对书院的未来而发。我们现在的书院，已经不仅是教书育人的学堂，更是讲经论政的场所。国家之新风，由此发轫，民族之方向，以此为指向。因此我们的书院，要肩负起更大的责任，一方面要以天下为己任，教化四方，使朝廷之上，乡闾之间，渐摩濡染，莫不有奋发向上之气。”顿一下，他接着道：“从长远看，则要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来匡扶社稷。只有这样，才能使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

“多谢赐教。”那位山长坐下了，却又有人站起来问道：“先生所言，似乎与夫山先生的《明夷待访录》如出一辙，您是不是也赞同他的那些惊世骇俗的观点？”

《明夷待访录》问世不过数年，却已经得了‘海内第一奇书’的名头，其共有二十一篇，在开篇的《原君》中，便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的罪恶，指出帝王是唯一的害民之贼。因为皇帝自视天下之主，便将万邦五方，黎民兆亿看做自己的私产，‘其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家业之花息也。’所以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自得其是也，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这些大逆不道之言，在二百年间是没有人敢说的，此书作者却大声疾呼：皇帝是天下之大害、是国民之‘敲剥者’。并理直气壮地呼吁，现今应当是‘天下为主，君为客’！

在《原臣》一篇中，作者同时也提醒士大夫们，不要再做皇帝敲剥百姓的同谋帮凶，而应该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因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士大夫的人如果‘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

在《原法》一篇中，又对专制制度进行猛烈的批评，说它是公私不分，权利义务不平，没有公法可言。因此反对‘一家之法’，主张‘天下之法’，‘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主张非废除秦汉以来的‘非法之法’不可；要求得天下太平，非废除专制的君本制度，而改为民本制度不可。

可以说，先秦至今两千年，还从没任何人，像本书作者这样，胆大包天，毫不留情的将君主制度批判的体无完肤。此书已经问世，便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被秘密印刷数万册，广为传布，令不知多少人血脉贲张。

据说，泰州学派的狂人李贽，在得到这本书后如获至宝，便立刻赶往江西永丰，找到了隐居多年，不问世事的何心隐。

何大侠在看过这本书后拍案而起，欣喜若狂道：“得此无上真言，虽死无憾矣！”第二天便收拾东西，跟李贽走出山区，重回世间讲学。他不讲别的，只讲此书。因为何心隐的巨大声望，使这本书几乎无人不知，其‘君主乃天下之大害’，‘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名句，也几乎无人不晓。

许是这种说法，过于惊世骇俗，与他狂侠之名吻合，故而世人便将此书的作者，按在了他的头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