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苏俄境内，林子轩和冯程程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苏俄，而不是宣传中的苏俄。

在北平的时候，一些去过苏联的学者告诉林子轩，苏联人虽然会安排参观活动，但不会限制人身自由，参观者可以在莫斯科随意走动。

如果懂得俄语，还能和莫斯科的市民交流。

苏联政府并不介意展现自身不好的一面，这种事情无法避难，只能说是革命过程中的阵痛，他们更在意展现自身未来的光明前景。

他们会宣传苏联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富人被打倒，穷人得自由，消灭了社会阶级，摆脱了压迫和剥削，没有了贫富差距，最终实现人人平等，世界解放。

这无疑是一种完美的社会制度。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有着“大同世界”的说法，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这是一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可以说，这是中国思想家对于社会制度的终极追求。

不少中国学者被这种光明的前景吸引，觉得苏俄的思想和中国的传统思想有相通之处。

但要想实现这个伟大的理想，就需要大革命，用鲜血铺平理想的道路。

这恐怕是中国学者和苏联人的分歧之处。

中国的学者大多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希望通过和平的手段来获得执政权，逐步的改善社会生活，而不是用这么极端的方式。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

林子轩在沿途的火车站点看到苏俄人的生活状况。

火车站上有不少乞讨的儿童，还有做生意的小贩和麻木的人群，看到火车进站，他们活动起来，朝着火车涌来，希望能够讨要到食物和钱财。

不少苏俄人乘坐火车前往中国的东北三省讨生活，在东北的哈尔滨和奉天等城市做生意。

在后世，东北地区的城市里都有俄国风格的建筑。

林子轩在上海租界见过俄国人，那些人大多是从苏联流亡的俄国贵族，他们带着财富逃离苏联，到上海定居。

一场大革命，赶跑了贵族，留下的都是吃不饱饭的平民。

这时候，西方社会对苏联采取经济和政治封锁的策略，警惕着这个新生的国家。

直到1929年，西方国家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才让苏联获得了发展机遇，从西方国家引进大量的机器设备和先进技术，加速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冯程程透过车窗把食物递给乞讨的孩子，那些孩子争抢起来，乱作一团。

她有点难过，为这群孩子伤心。

其实，在中国这种情况相当普遍，一旦到了饥荒之年，或者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难民们都会朝着大城市涌来。

就算是在上海，吃不饱饭的也大有人在。

林子轩和冯程程是资本家，住在租界内，平时很少接触到这种情况。

冯程程曾经去看望在工厂里做工的童工，已经觉得够可怜了，想不到苏联的情况更糟糕。

苏联给她的第一印象就是贫穷。